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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网送彩金晚清科学翻译的文化研究

原标题:No.896 熊月之 | “自由”、“民主”、“总统”在晚清的翻译与使用

自由,在马礼逊《字典》中,译为"自主之理"。在麦都思《英汉字典》中,被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以中文"自由"二字释Liberty自此始。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被解释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並加了natural liberty、civil liberty、political liberty等具体解释。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主要沿用罗存德的解释。

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将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民主和自由

“自由”、“民主”、“总统”

"自由"一词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汉代郑玄在《礼记?少仪》"请见不请退"的註文中,已有"去止不敢自由"一语,《三国誌?吴?朱桓传》有"节度不得自由"之语,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亦有"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但这些"自由"都不是作为政治或哲学词彚存在的,与近代的自由概念有联繫,但不完全相同。

晚清;科学翻译;文化研究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从中国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学的视角,即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对内容的选择与重构的角度,对晚清科学翻译与传播中的科学文化进行分析。从翻译学的角度讲,翻译即是一种创造,而晚清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译的方式,造成了译著与底本差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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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翻译与使用

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中有"自由"一词:

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熊月之 | 文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1]。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从中国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学的视角,即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对内容的选择与重构的角度,对晚清科学翻译与传播中的科学文化进行分析。从翻译学的角度讲,翻译即是一种创造,而晚清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译的方式,造成了译著与底本差异的可能性。

其次,是将译著与底本进行对比研究。除了科学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要从译著与底本体例、内容、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在具体知识的翻译中,译者也注重新知识的更新与补充,使译著基本反映西方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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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由"的用法与中国古代用法没有多少差别。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本文主要探讨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汇在晚清的翻译与使用。

1885年12月23日,英文《字林西报》的文章中夹有中文"自由党"译名。1887年,《申报》有一篇文章,《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介绍了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介绍了培根等人在这方面的理解。文中关於"自由"的原则是这样写的:

其次,是将译著与底本进行对比研究。除了科学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要从译著与底本体例、内容、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在具体知识的翻译中,译者也注重新知识的更新与补充,使译著基本反映西方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君曰可而民尽曰否,不得行也。民尽曰可,而君独曰否,亦不得行也。盖所谓国事者,君与庶民共之者也。虽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宥之。盖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义,非君一人所能予夺其间,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维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爱,怀刑而畏罚,虽至老死,不涉讼庭,不见官长,以优游於牖下,晚饭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即贫且贱,何害焉。此之谓自由。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自由(Liberty),在马礼逊《字典》(1822)中,译为“自由之理”。在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中,被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以中文“自由”二字释Liberty自此始。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中,被解释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并加了,natural liberty(任从心意),civil liberty(法中任行),political liberty(国治己之权)等具体解释。二十世纪初商务印务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主要沿用罗存德的解释。

这是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体介绍。在此前后,1885年,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佐治刍言》,1890年前后何启、胡礼垣作《新政真诠》,都介绍了自由思想,但都作"自主之权"而不是自由。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介绍了自由原则对於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異,在於自由与不自由: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个别译著甚至对底本的叙述方式、叙述顺序进行调整,甚至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修改和重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底本的面貌,特别是对知识体系的调整,以西方科学为参照时,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其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从中国传统知识背景考察,又有某种合理性。

“自由”一词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汉代郑玄在《礼记·少仪》“清见不清退”的注文中,已有“去止不敢自由”一语,《三国志·吴书·朱桓传》有 “节度不得自由”之语,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亦有“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但这些“自由”都不是作为政治或析学词汇存在的,与近代的自由概念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汉译科学著作与其底本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清科学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因素多、范围广,既包括知识和语言,又与文化相关联。早期的科学翻译还涉及当时译者及读者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程度,涉及两种科学传统的碰撞与交流、选择与适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清中西方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译者翻译时需要面对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因此,有人认为科学翻译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递,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在中西科学传统迥异的100多年以前,情况绝非如此。

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新约》中有“自由”一词:

1900年《万国公报》从第136册起连载斯宾塞尔《自由篇》,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定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将此书翻译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个别译著甚至对底本的叙述方式、叙述顺序进行调整,甚至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修改和重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底本的面貌,特别是对知识体系的调整,以西方科学为参照时,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其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从中国传统知识背景考察,又有某种合理性。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 或愿常住入籍,或随进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才有利益[1]

以上所述,是自由一词及自由思想传入晚清中国的简单过程。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汉译科学著作与其底本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清科学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因素多、范围广,既包括知识和语言,又与文化相关联。早期的科学翻译还涉及当时译者及读者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程度,涉及两种科学传统的碰撞与交流、选择与适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清中西方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译者翻译时需要面对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因此,有人认为科学翻译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递,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在中西科学传统迥异的100多年以前,情况绝非如此。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晚清科学文化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这个“自由”的用法与中国古代用法没有多少差别。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1885年12月23日,英文《字林西报》的文章中夹有中文“自由党”译名。1887年,《申报》

民主(Democracy),在马礼逊《字典》里,解释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仅此一句,大概他找不出合适的中文词彚,所以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在麦都思的《英汉字典》里,解释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似意存贬抑。罗存德《英华字典》解释与麦都思类似,"民政,众人管辖,百姓弄权"。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解释,与罗存德在语气上略有差異,"民政,百姓操权,民主之国政",将"弄权"改为"操权"。如果说,在麦都思那里,对Democracy还基本持贬义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初,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中,至少已是中性词彚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晚清科学文化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有一篇文章,《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介绍了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介绍了培根等人在这方面的理解。文中关于“自由”的原则是这样写的:

在中文里,民主本来的含义是"民之主"。《尚书》云:"简代夏作民主";《左传》云:"其语偷不似民主"。这些民主都是民之主。在晚清,"民主"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与西文Democracy对应,有时指民主政体。

作者简介

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君曰可而民尽曰否,不得行也。民尽曰可,而君独曰否,亦不得行也。盖所谓国事者,君与庶民共之者也。虽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宵之。盖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义,非君一人所能予夺其间,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维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爱,怀刑而畏罚,虽至老死,不涉讼庭,不见官长,以优游于牗下,晚饭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即贫且贱,何害焉。此之谓自由。[2]

1864年,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多次使用"民主"一词:"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遣使接使之职,"在民主之国,或係首领执掌,或係国会执掌,或係首领、国会合行执掌"。其后,中国出使人员在谈到民主政体时,普遍使用这一词语。1870年代,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使用这一词彚:"刘云生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黄遵宪在《日本国誌》中称,世界各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这里的民主,已主要是"民为主"了。

姓名:聂馥玲 工作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这是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体介绍。在此前后,1885年,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佐治当言》,1890年前后何启、胡礼垣作《新政真诊》,都介绍了自由思想,但都作“自主之权”而不是自由。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函》一文中,介绍了自由原则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自由与不自由:

晚清"民主"一词有时指"民之主",是民主国家元首的意思,《万国公报》曾多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主":"美国民主易人"、"选举民主";"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1890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这个"民之主"与中国古代"民之主"在词性上是相同的,但含义却不同,有"民为主"的意思。"民主"这个旧词新用,巧妙地利用了汉字构词的灵活性。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使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喊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3]

总统(President),在马礼逊《字典》中,译为"长,头目"。在麦都思《英汉字典》中,译为"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等。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除了沿用麦都思的翻译,另外加了一句话:"The president of theUnited States,花旗合部大宪"。在商务印书馆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也有这句英文,但中文释义已是"美国总统"。

1900年《万国公报》从第136册起连载斯宾寒尔《自由篇)) , 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定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将此书翻译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民主国家的总统制,对於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东西,所以,在近代开头几十年里,对President所用的译名、称呼有好几个:

以上所述,是自由一词及自由思想传入晚清中国的简单过程。

一、头人。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銛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隻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米利坚"该夷並无国主,止有头人,係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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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理。1819年麦都思编写的《地理便童略传》,将美国元首称为"总理":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

三、国主。1838年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的《古今万国纲鉴》卷二十《亚墨理驾列国之史》称美国元首为"国主":

民主(Democracy),在马礼逊《字典》里,解释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仅此一句,大概他找不出合适的中文词汇,所以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在麦都思的《英汉字典》里,解释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似意存贬抑。罗存德《英华字典》解释与麦都思类似,“民政,众人管辖,白一姓弄权”。商务印书馆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解释,与罗存德的语气上略有差异,“民政,白一姓操权,民主之国政”,将“弄权”改为“操权”。如果说,在麦都思那里,对Democracy还基本持贬义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初,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中,至少已是中性词汇了。

民不服虐政,择国之尊贵者为公会摄国政,乘力驱逐英吉利军……国主被民选,或三年或六年,承接大统也。各省设公会,且此公会之尊贵人,赴国之大统会院,商量妥议国事。

在中文里,民主本来的含义是“民之主”。《尚书》。云:“简代夏作民主” ;《左传》云: “其语偷不似民主”。这些民主都是民之主; 在晚清,“民主”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与西文Democracy对应,有时指民主政体。

四、酋、酋长、大酋。鸦片战争前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中称,米利坚"设十二酋长以理事","酋死,复公举之"。魏源在《海国图誌》中称美国总统为"大酋":美国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

1864年,丁匙良在《万国公法》中多次使用“民主”一词:“美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4];“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5];遣使接使之职,“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6]。其后,中国出使人员在谈到民主政体时,普遍使用这一词语。1870年代,郭高熹在日记中多次使用这一词汇:“刘云生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7]

五、邦长。1860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称美国"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

“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8]。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称,世界各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9]。这里的民主,已主要是“民为主”了。

六、统领、总统领、大统领、总统。

晚清“民主”一词有时指“民之主”,是民主国家元首的意思,《万国公报》曾多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主”:“美国民主易人”、“选举民主” [10]。“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11]。1890年11月这个“民之主”与中国古代“民之主”在词性上是相同的,但含义却不同,有 “民为主”的意思。《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民主”这个旧词新用,巧妙地利用了汉字构词的灵活性。

从鸦片战争以前到1870年代,这类称呼很多。1838年裨治文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誌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1844年梁廷楠在《合省国说》中沿用"统领"之名:"通国设一统领,又设一副统领为之佐"。1844年徐继畬在《瀛寰考略》中写道:美国在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於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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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手稿中称,"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

1875年出版的王韬《瓮牖余谈》,称美国总统为"大统领":"花旗立法之善,海外诸邦皆所不逮。所谓一国中大统领者,岁俸以银二万五千圆"。

总统(President),马礼逊《字典》中,译为“长,头目”。在麦都思《英汉字典》中,译为“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等。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除了沿用麦都思的翻译,另外加了一句话:“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花旗合部大宪”。在商务印书馆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也有这句英文,但中文释义已是“美国总统”。

至19世纪70年代,报刊已将President习称为"总统"。如1878年1月12日《申报》所载《论泰西国势》一文,多处使用"总统"一词,如华盛顿创立推举之法,"惟以民望所归居总统之任"云云。

民主国家的总统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东西,所以,在近代开头几十年里,对President所用的译名称呼有好几个:

"总统"是个老词,在中文里原有二义,一是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二是军官名,在清代是指近卫营长官。近代所用总统,显然是取古代"总统"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的名词化,是"总统领"的简化。

一、头人。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蒋枚钻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米利坚“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12]。

对於将 President 译为"首领",有些西方人表示不能容忍。1879年,一位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是在中文里,"首领"最好的含义是指炮艇上的船长,通常的含义是指强盗头子,而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竟然首创用"首领"翻译 President,真是荒唐透顶。所谓首创这一译法,估计是指上文提到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誌略》中,称美国元首为"统领"。

二、总理。1819年麦都思编写的《地理便童略传》,将美国元首称为“总理”: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土,反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13]。

七、皇帝、国君、国皇。1860年代至1870年代,《教会新报》《万国公报》颇多这类用法,如"美国皇帝传贤不传子","前禅让之君毕尔思薨";"美国君主四年换立,皆由民间公众尊之";"现今之美皇古难得,亦已续接四年,是两次也"。

三、国主。1838年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的《古今万国纲鉴》卷二十《亚墨理驾列国之史》称美国元首为“国主”:

八、民主。引文见前。

民不服虐政,择国之尊贵者为公会摄国政,乘力驱逐英吉利军--一国主被民选,或三年或六年,承接大统也。各省设公会,且此公会之尊贵人,赴国之大统合院,商量妥议国事[14]。

九、伯勒格斯、伯理喜顿、伯理玺天德。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已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云云。1850年代帮助慕维廉翻译西书的蒋敦复称:

四、酋、酋长、大酋。鸦片战争前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中称,米利坚“设十二酋长以理事”,“酋死,复公举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称美国总统为“大酋”:美国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15]。

邦之百姓,推择一人统其众,为伯勒格斯。众伯勒格斯中推择一人为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

五、邦长。1860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称美国“邦长五年一任,限以棒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

1868年随使欧美的志刚称:

六、统领、总统领、大统领、总统。

十六日,蒲使等公同往谒伯理喜顿……,即将国书递与伯理喜顿亲接展示。

从鸦片战争以前到1870年代,这类称呼很多。1838、年袖管裨治文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1844年梁廷楠在《合省国说》中沿用“统领”之名:“通国设一统领,又设一副统领为之佐”。1844年徐继人舍在《赢寰考略》中写道:美国在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16]。

1864年出版的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云:

1860年玛桂芬在《校那庐抗议》手稿中称,“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17]。

其主权职事,如此之繁,即有合邦之首领,以统行之,首领乃美国之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是也。

1875年出版的土韬《瓮煽余谈》,称美国总统为“大统领”。“花旗立法之善,海外诸邦皆所不逮。所谓一国中大统领者,岁俸以银二万五千圆”[18]。

1870年代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李圭均用"伯理玺天德"称呼民主国家的总统。

至19世纪70年代,报刊已将President习称为“总统”。如1878年1月12日《申报》所载《论泰西国势》一文,多处使用“总统”一词,如华盛顿创立推举之法,“惟以民望所归居总统之任”云云。

这三个词中,用的最多的是"伯理玺天德"。这大概因为,伯勒格斯、伯理喜顿这两个译名,除了译音以外,在字面上看不出国家元首的意思,而"伯理玺天德"可以使人产生"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的联想,与中国天子的意思暗合。在十九世纪出使人员那里,常常是总统领与伯理玺天德两词一同使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用伯理玺天德,一般时候用总统领。1879年,随使法国的黎庶昌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统,两词交替使用。1889年,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径称美国元首为"总统"。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中,便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好"。他对此有一个解释,说"总统"是俗称:

“总统”是个老词,在中文里原有二义,一是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汉书·白一官公卿表》云:“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了,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二是军官名,在清代是指近卫营长官。近代所用总统,显然是取古代“总统”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的名词化,是“总统领”的简化。

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曰恺痕特姆,译言侯国,主政者或侯或侯妃;二者皆世及。曰而立泼勃立克,译言民主国,主政者曰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而一易。

对于将President译为“首领”,有些西方人表示不能容忍。1879年,一位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是在中文里,“首领”最好的含义是指炮艇上的船长,通常的含义是指强盗头子,而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竞然首创用“首领”翻译President,真是荒唐透顶。[19]所谓首创这一译法,估计是指上文提到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称美国元首为“统领”。

在以上关於President的九类说法中,头人、酋、酋长,都含有鄙夷、看不起的意思,这与那时称欧美国家为夷、番相一致。这些提法到1860年以后便不多见了。

七、皇帝、国君、国皇。1860年代至1870年代,《教会新报》《万国公报》颇多这类用法,如“美国皇帝传贤不传子”,“前禅让之君毕尔思亮”[20];“美国君主四年换立,皆由民问公众尊之”[21] ;“现今之美皇古难得,亦已续接四年,是两次也”[22]。

以上众多称呼中,以"皇帝"与President原义相差最大,这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冲突。1838年裨治文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誌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但1861年经管嗣复润色的《大美联邦誌略》,则称元首为"国君":"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陆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行法之权,专於国君"。

八、民主。引文见前。

还在1870年代中期,当一般人从中国习惯出发,将西方民主国家元首称为皇帝、国君时,寓沪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便在报刊上辨析皇、王、总统之间的区别:

九、伯勒格斯、伯理喜顿、伯理玺天德。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已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云云。1850年代帮助慕维廉翻译西书的蒋敦复称:

外国称皇称王者,皆係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惟称伯理玺天德,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辨,如今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称民主。

邦之百姓,推择一人统其众,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称)。众伯勒格斯中推择一人为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23] 。

但是,一般人仍然弄不清楚其间的差異,甚至在《万国公报》主持笔政的中国文人,也要按照老传统称美国元首为皇帝,以为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示崇敬之意。

1868年随使欧美的志刚称:

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忒(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访问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格兰忒曾两次担任总统(President),《申报》将其译为前"总统",或"前伯理玺天德",而一般华人为了表示尊崇之意,则径称其为"国皇"或"皇帝"。华人主持笔政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的题目便是《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章中虽然也称格兰忒为"前伯理玺天德",但同时又称其为"皇",且所用词彚"践祚"、"禅位"等,均是中国对於皇帝所惯用的那些:

十六日,蒲使等公同往谒伯理喜顿--一,即将国书递与伯理喜顿亲接展示。[24]

其未践祚之先,曾任总揽兵权之大将军,於南北争衡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屡著奇功,有战必克。民间爱戴情深,立之为皇。此第一次公举也。践祚之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其最得民心者,尤在永禁买人为奴弊与中国换立和约两事,是以恩周朝野,沐其德者,浃髓沦肌。民间不忍拘禅位之例,於第二次公举时仍复尊之为皇矣。……前伯理玺天德两举皇位,今已退居而安庶之列。

1864年出版的丁匙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云:

文中还按中国行文格式,遇"皇"字均空两格以示尊崇。

其主权职事,如此之繁,即有合邦之首领,以统行之,首领乃美国之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是也[25]。

上海名人郑观应为格兰忒访沪发表五律诗四首,以赞颂帝王的词语称颂,"八载膺神器,贤声万国传。尊居辞九五,世界历三千"。他没有径称格兰忒为皇帝,但所用的"神器"、"九五"的词彚,是标准帝王级的。

1870年代出使欧洲的郭高熹、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李圭均用“伯理奇玺天德”称呼民主国家的总统。[26]

为此,林乐知特发表编者按语予以廓清,说明将伯理玺天德"称之为国皇者,华人尊而重之也",但是,"皇帝两字,中国以为尊无二上之名,而抑知其名固尊,未必无拂逆民情之处。我泰西除德、俄、奥等国之主自尊为皇帝外,英、美、法诸大国皆不然"。在美、法等国看来,实在不是美称,而且有背民主之义,"民将有不快於心者。故英、法、美诸国主皆不乐居皇帝之称"。因此,劝人们务必不要再将伯理玺天德称为皇帝。

这三个词中,用的最多的是“伯理玺天德”。这大概因为,伯勒格斯、伯理喜顿这两个译名,除了译音以外,在字面上看不出国家元首的意思,而“伯理玺天德”可以使人产生“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的联想,与中国天子的意思暗合。在十九世纪出使人员那里,‘常常是总统领与伯理玺天德两词一同使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用伯理玺天德,一般时候用总统领。1879年,随使法国的黎庶昌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统,两词交替使用。1889年,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径称美国元首为“总统”。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中,便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好”[27]。他对此有一个解释,说“总统”是俗称:

需要指出的是,协助林乐知办《万国公报》的沈毓桂等人,写诗赞颂格兰忒的郑观应,他们当然知道President与皇帝的巨大区别,但原有的思维定势与习惯,使他们觉得不称皇帝便不足以表示崇敬的意思,所以,明知不是皇帝,还要"皇帝"一番。

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Empire ),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曰恺痕特姆(Kingdom),译言侯国,主政者或侯或侯妃;二者皆世及。曰而方泼勃立克( Republic ),译言民主国,主政者曰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而一易。[28]

从制度和思想层面上看,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都和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分不开。中国社会对这几个词的翻译、使用,与对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的理解、情感有密切关係。

在以上关于President的九类说法中,头人、酋、酋长,都含有鄙夷、看不起的意思,这与那时称欧美国家为夷、番相一致。这些提法到1860年以后便不多见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基本不了解,所以,说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很自然地会用"部落"、"头人"、"大酋"一类带有鄙夷意味的字眼。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对欧美国家了解日益加深,发现无论用"酋"、还是用"皇帝"来指称美国国家元首,均名不副实,於是音译了"伯理玺天德",意译了"总统"这两个词。

以上众多称呼中,以“皇帝”与President原义相差最大,这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冲突。1838年裨治文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29]”。但1861年经管嗣复润色的《大美联邦志略》,则称元首为“国君”:“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陆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行法之权,专于国君”[30]。

至於自由、民主这两个表示思想和制度的词,知识界在晚清一直没有创造一个音译的名词,没有像明末利玛窦、徐光启那样用"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形而上学)和"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来音译有关名词("德莫克拉西"即德先生的译名是到五四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词。由於中国原词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与西方有关词並不是完全能够对应的,一经使用,人们便会从原有的含义去理解。比如,自由一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而这些都是为中国传统所不容的。所以,在戊戌维新以前,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公开主张"自由"。陈炽说到了"自由",但表示:"自由之说,此倡彼和,流弊已深",万不可行。再如,对於民主,丁韪良在译《万国公法》时所用民主,含义很清楚是民主国家,但是,中国知识界仍有人以传统的"民之主"来理解,用"民主"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的译名便是一个例证,所谓"大美国民主华盛顿"云云。民主,从字面上看,还可以理解为"民为主"、"民作主",这与君主形成尖锐对立。在十九世纪,凡是不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批评民主。思想家王韬表示,君主专制和民主制度都不好,都有问题,"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制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端",只有君民共主制度才是最好的。陈炽一边要求开设议院,一边批评民主,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也"。宋育仁认为:实行民主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将有"废国法、均贫富之党起於其后",对民主充满了恐惧。香港思想家何启、胡礼垣表示,他们的主张是民权而不是民主:

还在1870年代中期,当一般人从中国习惯出发,将西方民主国家元首称为皇帝、国君时,寓沪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便在报刊上辨析皇、土、总统之问的区别:

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

外国称皇称王者,皆牟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惟称伯理玺天德,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辫,如今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称民主。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当革命风潮开始涌起时,思想界才开始赞颂自由、民主。比如,梁启超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邹容等人对自由、民主的热情赞颂,更为学术界所熟知。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对Democracy的解释,没有沿袭以往字典中惯用的"乱管"、"弄权"的字眼,而解释为"民政,百姓操权,民主之国政",想必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民主观的变化有关。

但是,一般人仍然弄不清楚其问的差异,甚至在《万国公报》主持笔政的中国文人,也要按照老传统称美国元首为皇帝,以为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示崇敬之意。 [31]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武(L干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访问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格兰武曾两次担任总统(President),《申报》将其译为前“总统”,或“前伯理玺天德”,而一般华人为了表示尊崇之意,则径称其为“国皇”或“皇帝”。华人主持笔政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的题目便是《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章中虽然也称格兰武为 “前伯理玺天德”,但同时又称其为“皇”且所用词汇“践祚、“禅位”等,均是中国对于皇帝所惯用的那些:

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民主与旧词只是外形相同,结构与含义已很不相同,演变过程中有结构相同但含义不同的阶段。至於总统,则词的结构与旧词相同,但含义、词性已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新词的产生是个複杂的过程,是一个对於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彚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彚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其未践祚之先,曾任总揽兵权之大将军,于南北争衡时,运筹帷慢,决胜疆场,屡著奇功,有战必克。民间爱戴情深,立之为皇。此第一次公举也。践祚之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其最得民心者,尤在永禁买人为奴弊与中国换立和约两事,足以恩周朝野,沐其德者,庆髓沦肌。民间不忍构禅位之例,于第二次公举时仍复尊之为皇矣。……前伯理玺天德两举皇位,今已退居而安庶之列[32] 。

附录:有关字典对 Liberty 等词的解释

文中还按中国行文格式,遇“皇”字均空两格以示尊崇。

词名 Liberty

上海名人郑观应为格兰武访沪发表五律诗四首,以赞颂帝土的词语称颂,“八载膺神器,贤声万国传。尊居辞九五,世界历三千”[33]。他没有径称格兰武为皇帝,但所用的“神器”、“九五”的词汇,是标准帝土级的。

MO:自主之理

为此,林乐知特发表编者按语予以廓清,说明将伯理玺天德“称之为国皇者,华人尊而重之也,但是,“皇帝”两字,中国以为尊无二上之名,而抑知其名固尊,未必无拂逆民情之处。我泰西除德、俄、奥等国之主自尊为皇帝外,英、美、法诸大国皆不然”。在美、法等国看来实在不是美称,而且有背民主之义,“民将有不快于心者。故英、法、美诸国主皆不乐居皇帝之称”[34]。因此,劝人们务必不要再将伯理玺天德称为皇帝。

ME: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由得自己,自主之事

需要指出的是,协助林乐知办《万国公报》的沈毓桂等人,写诗赞颂格兰武的郑观应,他们当然知道President与皇帝的巨大区别,但原有的思想定势与习惯,使他们觉得不称皇帝便不足以表示崇敬的意思,所以,明知不是皇帝,还要“皇帝”一番。

LO: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natural~,任从心意,任从性而行;civil~,法中任行;political~,国治己之权;religious~,任意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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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自主,自由,己治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无别人拘束,natural~,任从心意,率性而行;civil~,法中任行;political~,国治己之权;religious~,任意择教

词名Democracy

从制度和思想层面上看,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都和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分不开。中国社会对这儿个词的翻译、使用,与对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的理解、情感有密切关系。

MO: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基本不了解,所以,说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很自然地会用“部落”、“头人”、“大酋”一类带有鄙夷意味的字眼。鸦片战争以少西,随着对欧美国家了解日益加深,发现无论用“酋”、还是用“皇帝”来指称美国国家元首,均名不副实,于是音译了“伯理玺天德”,意译了“总统”这两个词。

ME: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the rabble,多人乱管,小民 权

至于自由、民主这两个表示思想和制度的词,知识界在晚清一直没有创造一个音译的名词,没有像明末利玛窦、徐光启那样用“默达费西加” (metaphysica,形而上学)和“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析学)来音译有关名词(“德莫克拉西”即德先生的译名是到五四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词。由于中国原词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与西方有关词并不是完全能够对应的,一经使用,人们便会从原有的含义去理解。比如,自由一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而这些都是为中国传统所不容的。所以,在戊戌维新以前,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公开主张“自由”。陈炽说到了“自由”,但表示:“自由之说,此倡彼和,流弊已深”,万不可行[35]。再如,对于民主,丁匙良在译《万国公法》时所用民主,含义很清楚是民主国家,但是,中国知识界仍有人以传统的“民之主”来理解,用“民主”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的译名便是一个例证,所谓“大美国民主华盛顿”云云。民主,从字面上看,还可以理解为“民为主”、“民作主”,这与君主形成尖锐对立。在十九世纪,凡是不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人,儿乎没有一个人不批评民主。思想家土韬表示,君主专制和民主制度都不好,都有问题,“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制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端” [36],只有君民共主制度才是最好的。陈炽一边要求开设议院,一边批评民主,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筋也”[37]。宋育仁认为:实行民主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将有“废国法、均贫富之党起于其后”[38],对民主充满了恐惧。香港思想家何启、胡礼垣表示,他们的主张是民权而不是民主:

LO:民政,众人管辖,百姓弄权

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

SH:民政,百姓操权,民主之国政

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39]

词名President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当革命风潮开始涌起时,思想界才开始赞颂自由、民主。比如,梁启超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40]。邹容等人对自由、民主的热情赞颂,更为学术界所熟知。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对Democracy的解释,没有沿袭以往字典中惯用的“乱管”、“弄权”的字眼,而解释为“民政,白一姓操权,民主之国政”,想必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民主观的变化有关。

MO:长,头目

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 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民主与旧词只是外形相同,结构与含义已很不相同,演变过程中有结构相同但含义不同的阶段。至于总统,则词的结构与旧词相同,但含义、词性已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新词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对于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汇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汇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ME: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春卿,夏卿,秋卿,冬卿

[1]《中美续增新约》,第五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2页。

LO:长,掌者,首事,理长,管总,头目,监督,正堂,督宪,尚书,掌院,掌院老师,天卿,地卿,春卿,夏卿,秋卿,冬卿;The~of the United States,花旗合部大宪

[2]《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申报》,1887年10月2日。

SH:掌者,总管,头目,监督,正堂,督宪,尚书,掌院,掌院老师;the~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总统

[3]严复:《论世变之函》,《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MO,指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1822年在伦敦出版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三部分为英汉字典。ME,指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1847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4] [5]惠顿著,丁匙良译:《万国公法》,京都崇实馆1864年版,卷二,第13页。

LO,指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66在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6]《万国公法》,卷三,第11页。

SH,指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

[7]《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第三册,第179页。

(原载《百年》一九九九年五月号。)

[8]《郭嵩焘日记》,第三册,第535页。

[9]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一。

[10]《万国公报》卷316,1874年12月。

[11]《万国公报》卷316,1874年12月。

[12]《两广总督蒋枚钻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两于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3]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1819年版,第17页。

[14]郭实腊:《古今万国纲鉴》,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1838年,第93页。

[15]魏源:《海国图志》白一卷本,卷五十九。

[16]徐继舍:《赢寰考略》,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卷下,第209页。

[17]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18]土韬:《瓮煽余谈·花旗善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5页。

[19]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22,1879。

[20] [21]《教会新报》第二册。

[22]《万国公报》卷316, 1874年12月。

[23]蒋敦复:《华盛顿传》,《啸古童文集》卷五。

[24]志刚:《初使泰西记》,第21页。

[25]《万国公法》,卷二,第35页。

[26]《郭嵩焘日记》第三册,第492, 493, 496页,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46, 61, 62页。

[27]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35页二

[28]《出使四国日记》,第39页。

[29]《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加坡坚厦书院版,1838年。

[30]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版,上卷,《建国·立政》。

[31]《万国公报》,第311卷。

[32]《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万国公报》1879年第10册。

[33]《申报》,1879年5月23日,第四版。

[34]《本馆附识》,附《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后,《万国公报》1879年第10册。

[35]陈炽:《审机》,外篇卷下,自强学斋治十议版,第19页。

[36]土韬:《重民》下,《张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

[37]陈炽:《盛世危言序》

[38]宋育仁:《采风记》,《盛世鱼言》前附。袖海山房1895年版,第11页。

[39]何启、胡礼恒:《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诊》第五编,第44页。

[4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

本文原题《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载《史林》1999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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