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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媒体与文化自觉

事实上,社交媒体并非简单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载体,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可以实现文化自觉,但前提是要摆脱以往对社交媒体的“工具化”理解。观念转变:明确社交媒体与文化自觉的关系社交媒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更加亲和、便携的方式,支持个体用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进行感性活动和文化实践。就此意义而言,社交媒体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正在推动着文化、渗透着文化、解读着文化,同时也在尝试着引领文化。在全球网络信息化过程中,全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类型文化在社交媒体中交织。战略对接:有效应对社交媒体对文化安全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既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又要“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社交媒体作为高度密集型互联网技术的衍生物,其是否如其他媒体一样,在文化发展与传播中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特质,想必是学者们思考乃至质疑的问题。事实上,社交媒体并非简单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载体,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可以实现文化自觉,但前提是要摆脱以往对社交媒体的“工具化”理解。观念转变:明确社交媒体与文化自觉的关系社交媒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更加亲和、便携的方式,支持个体用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进行感性活动和文化实践。就此意义而言,社交媒体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正在推动着文化、渗透着文化、解读着文化,同时也在尝试着引领文化。在全球网络信息化过程中,全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类型文化在社交媒体中交织。

宗教媒体是宗教传播媒介的重要载体,也是宗教理念和利益的重要表达渠道,承载着宗教传统和发展的历史使命,也肩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提升宗教媒体的素质、品味,发挥宗教媒体对宗教自身和社会文明的积极作用,其核心是一个文化自觉问题。本文拟就宗教媒体与文化自觉的一些基本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和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11月24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光明网、湖南大学承办的“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正式启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书院何以‘以文化人’”名家讲坛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先后发表演讲。现摘其中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楼宇烈: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

文化;媒体;社交;互联网;网络;实践;特质;信息化;创新;实现

社交媒体;文化安全;互联网;网络;文化实践;特质;实现;媒体文化;传播;西方工业文化

一、文化自觉的涵义

楼宇烈: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

11月24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光明网、湖南大学承办的“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正式启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书院何以‘以文化人’”名家讲坛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先后发表演讲。现摘其中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社交媒体在打破以往广泛的对互联网虚拟性认知的同时,也使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产生了高度融合。社交媒体作为高度密集型互联网技术的衍生物,其是否如其他媒体一样,在文化发展与传播中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特质,想必是学者们思考乃至质疑的问题。事实上,社交媒体并非简单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载体,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可以实现文化自觉,但前提是要摆脱以往对社交媒体的“工具化”理解。

社交媒体在打破以往广泛的对互联网虚拟性认知的同时,也使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产生了高度融合。社交媒体作为高度密集型互联网技术的衍生物,其是否如其他媒体一样,在文化发展与传播中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特质,想必是学者们思考乃至质疑的问题。事实上,社交媒体并非简单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载体,社交媒体在发展中可以实现文化自觉,但前提是要摆脱以往对社交媒体的“工具化”理解。

文化自觉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九十新语》第210-211页,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这段话说的文化自觉包含了三层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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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

观念转变:明确社交媒体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观念转变:明确社交媒体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第一层涵义是,对我们文化的来历、形成和特色,要有自知之明。这是说,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的历史和传统是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和种子,脱离了历史和传统,文化就不能延续、发展。因此,我们要有一种自觉,就是自觉地维护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发扬光大。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中国传统文化中,刑法和礼法的关系耐人寻味。相对而言,刑法体现出强制性,礼法体现出自治性;刑法以武化人,礼法以文化人。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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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更加亲和、便携的方式,支持个体用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进行感性活动和文化实践。数亿用户通过塑造个人形象标签、赢得粉丝、追踪评价等新媒体化实践活动,在接触多样文化的同时,也为理解文化、确认文化、创新文化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社交媒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更加亲和、便携的方式,支持个体用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进行感性活动和文化实践。数亿用户通过塑造个人形象标签、赢得粉丝、追踪评价等新媒体化实践活动,在接触多样文化的同时,也为理解文化、确认文化、创新文化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第二层涵义是,要明白我们文化发展的趋向。这是说,文化自觉要求清醒认识文化的过去和未来,把握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只有自主把握文化转型,只有不断适应新环境、新时代需要的创造,才能使传统保持活力。因此,我们要力求传统和创造相结合,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推进文化的发展。

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那么,文是什么?是纹路、纹理、纹饰。换言之,人要通过装饰,才能成为文明人, 才能变化自己的心性。所谓“化性起伪”,即是用礼义法度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使之趋向真善美。人与动物相区别,文明才不断进步。人生于世,根据身份、角色不同,都有应当遵守的规矩,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

相较于其他媒体,社交媒体不是接受式的,而是参与式和体验式的。社交媒体的文化实践更多具体化为个体与群体间、个体与熟人间的情感互动、价值传递和共同参与。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相比,每一位文化参与者的自我,是经过新媒体化的自我反思后,以日志、相册、微视频等形式呈现给他人,通过选景、拍摄、配文、表情包等方式,使文化更贴近于个体生活,并经由点赞、互动、围观、关注等方式,实现个体文化实践的群体性反馈,从而引导参与者反思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呈现。最初接触社交媒体,人们会在头像、外表、封面、昵称、日志等方面自发思考、塑造自我,但随着对社交媒体运用和了解的深入,人们会更多从理性、情感、逻辑、信念等方面尝试自我塑造和提升,将自我及其眼中的世界以社交媒体方式加以呈现、影响他人,实现新媒体文化实践的自发与自觉之路。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本身的技术性和媒体性、草根化和个体化特质,也使其正在经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实践原有的主客体关系被模糊化,原有社会生活中的各类文化现象在社交媒体中实现了新的解读。就此意义而言,社交媒体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正在推动着文化、渗透着文化、解读着文化,同时也在尝试着引领文化。

相较于其他媒体,社交媒体不是接受式的,而是参与式和体验式的。社交媒体的文化实践更多具体化为个体与群体间、个体与熟人间的情感互动、价值传递和共同参与。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相比,每一位文化参与者的自我,是经过新媒体化的自我反思后,以日志、相册、微视频等形式呈现给他人,通过选景、拍摄、配文、表情包等方式,使文化更贴近于个体生活,并经由点赞、互动、围观、关注等方式,实现个体文化实践的群体性反馈,从而引导参与者反思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呈现。最初接触社交媒体,人们会在头像、外表、封面、昵称、日志等方面自发思考、塑造自我,但随着对社交媒体运用和了解的深入,人们会更多从理性、情感、逻辑、信念等方面尝试自我塑造和提升,将自我及其眼中的世界以社交媒体方式加以呈现、影响他人,实现新媒体文化实践的自发与自觉之路。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本身的技术性和媒体性、草根化和个体化特质,也使其正在经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实践原有的主客体关系被模糊化,原有社会生活中的各类文化现象在社交媒体中实现了新的解读。就此意义而言,社交媒体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正在推动着文化、渗透着文化、解读着文化,同时也在尝试着引领文化。

第三层涵义是,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文化的自主性,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以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地位,进而对世界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礼的教育,从自觉到自律。教育的意义如何体现?第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对自己、对社会、对天地万物,形成一种正确而全面的认知。第二,教育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化民成俗,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风俗习惯。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传统文化中,刑法和礼法的关系耐人寻味。相对而言,刑法体现出强制性,礼法体现出自治性;刑法以武化人,礼法以文化人。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

兼容并包:正确处理社交媒体中多种文化共存的关系

文化自觉说对我们认识文化、对待文化和建设文化,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传统书院的根本教育理念,正是礼学。德智体美劳,是人的几种基本素质。传统书院,把人的品德教育放在首位,重在培养人的自我认知,造就一批引领风气的社会精英。至于专业技能,一般通过拜师学艺来获取。清末新政时,传统书院被废止。改书院为学校后,教育理念、内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化,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那么,文是什么?是纹路、纹理、纹饰。换言之,人要通过装饰,才能成为文明人, 才能变化自己的心性。所谓“化性起伪”,即是用礼义法度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使之趋向真善美。人与动物相区别,文明才不断进步。人生于世,根据身份、角色不同,都有应当遵守的规矩,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全球网络信息化过程中,全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类型文化在社交媒体中交织。此阶段是确立文化主位与客位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社交媒体文化自觉的必经阶段。

二、文化自觉对宗教的意义

近代以降,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德育,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更注重技能的培养。创建于1939年的复性书院,则很好地延续了古代书院的传统。马一浮先生认为,复性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因材施教,以及师生、同窗之间的互动问答、切磋讨论,有效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

礼的教育,从自觉到自律。教育的意义如何体现?第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对自己、对社会、对天地万物,形成一种正确而全面的认知。第二,教育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化民成俗,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风俗习惯。

文化关联着记忆和习惯、关联着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在文化自觉中,为了更好认识中华文化,还需借助他者力量,在与他者文化比较中,更深刻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确立主位与客位。当前的社交媒体中,强势的西方工业文化或被推崇,或被批判,或被反思,或被小视。被西方工业文化演绎呈现的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等在社交媒体中被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形态,它能有效操控社会意识,扼杀个性精神。从表面看,其仅是提供娱乐,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仅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但事实上,其标准化、极权化、一体化带来的操控感和压抑性,不仅能发挥精神催眠作用,而且会使长期沉浸其中的人感到极度空虚和痛苦而无法自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敬德保民”“和而不同”等思想理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与西方工业文化一道以微视频、微图片、微文、微动画等形态交织共存,相互竞合。马克思认为,“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的先进分子及其所处群体,在文化共存中能较早实现自觉,社交媒体网络集群的特质使其更易汇集力量,发起批判现代工具理性的浪潮,加速自我意识解放。历史证明,落后文化总是以先进的技术方式包装自己,试图裹挟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而人又总在试图冲破它的羁绊和束缚,努力争取全面发展和自由空间。不可否认,社交媒体文化实践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鲜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此,科学处理社交媒体中的文化共存,加速文化自觉会经历一段过程。在此期间,我们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宗教是人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生的理想、价值、信仰的追求,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宗教由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体验、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等要素构成,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物,也是宗教创始者文化自觉的思想成果。宗教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信仰类型的文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对西方文化的认知超过了本土文化,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比例不够均衡。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本土文化有更充分、更深入的了解;科学如果离开了人文的指引,就可能迷失方向。90年代以后,很多专科大学、理工大学,在意识到人才培养的短板后,开始积极引进和重建人文学科。

传统书院的根本教育理念,正是礼学。德智体美劳,是人的几种基本素质。传统书院,把人的品德教育放在首位,重在培养人的自我认知,造就一批引领风气的社会精英。至于专业技能,一般通过拜师学艺来获取。清末新政时,传统书院被废止。改书院为学校后,教育理念、内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略对接:有效应对社交媒体对文化安全的挑战

一部迄今为止的人类宗教史昭示我们,宗教创始者正是根据人群的信仰需求,综合相关的信仰观念,加以整合组织而创立宗教的,其后继者则又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对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调适、改革、补充,从而推进了宗教的发展。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世界宗教的思想演变、派别分化,就是生动的例证。可以说,三大世界宗教的历史,就是各教创教者及后继者持续文化自觉的历史。由此又可以说,没有宗教界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没有宗教传统和创造的不断结合,宗教就难以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就会逐渐消亡。

这些年,随着国学热、书院热的兴起,书院在全国遍地开花、形式多样。但在热闹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今天的书院,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就是成为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让二者相得益彰。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与道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便是以道来统帅艺,以艺来传承道。遗憾的是,今天的艺术创作,更关注技法层面,而很少把艺术精神升华至道的层面。希望书院能够道艺兼传,让受众得以通过艺术,理解文化中的道!

近代以降,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德育,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更注重技能的培养。创建于1939年的复性书院,则很好地延续了古代书院的传统。马一浮先生认为,复性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因材施教,以及师生、同窗之间的互动问答、切磋讨论,有效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既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又要“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社交媒体的文化自觉以文化安全为条件,文化安全是实现文化自觉的保障。文化安全强调一国文化形态能够始终保持其优秀特质和精神品格,始终保持其民族特色和独立性,并会随着国家和民族发展被不断传承创新,而不被其他文化和外来文化所同化、侵蚀甚至取代。

文化自觉对中国宗教及其媒体具有的现实意义,是有助于提出一个基本坐标:一是确立自我定位,增强自主意识和文化自信,明确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对社会可能作出的贡献;再是努力探寻传统和创造的结合点,进而确立自身良性发展的新起点,不断推进自身优秀文化的阐扬、丰富和发展。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对西方文化的认知超过了本土文化,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比例不够均衡。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本土文化有更充分、更深入的了解;科学如果离开了人文的指引,就可能迷失方向。90年代以后,很多专科大学、理工大学,在意识到人才培养的短板后,开始积极引进和重建人文学科。

当前,网络媒体文化安全面临挑战:一是互联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文化安全问题易长期潜伏。习近平同志指出,相较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产业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最大的“命门”和“隐患”。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位学者研究发现了社交媒体基于算法不同已经存在的、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信息茧房”。APP手机应用软件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已推广应用,但此类软件的开发与服务,其核心运算技术与开发平台依旧掌握在技术先进的国家手中,文化安全隐患始终存在。只有加强互联网技术基础研究,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更好掌握国家文化安全与发展的话语权、管理权和领导权。二是“去中心化”“人人皆媒体”的技术逻辑,使每位用户获得话语机会的同时,也使不法分子利用社交媒体煽动宗教极端主义,教唆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动等恶劣行径更加隐蔽,破坏性增强。事实上,熟人信息化趋势使不明信息、虚假信息可信度大大提高。非理性、过度情绪化、舆论暴力、不良社会思潮在社交媒体中易发频发,从而严重阻碍文化自觉的实现。社交媒体不能成为“法外之地”。社交媒体作为媒体,对其治理既要充分考虑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又要认识到社交媒体的属性和特质已指明了新媒体与网络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必须打破固有观念和思路,创新引领模式。

三、宗教发展与文化选择

这些年,随着国学热、书院热的兴起,书院在全国遍地开花、形式多样。但在热闹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今天的书院,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就是成为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让二者相得益彰。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与道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便是以道来统帅艺,以艺来传承道。遗憾的是,今天的艺术创作,更关注技法层面,而很少把艺术精神升华至道的层面。希望书院能够道艺兼传,让受众得以通过艺术,理解文化中的道!

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属于国家内外形象的保障。社交媒体草根化特点更易推行“走进来”“走出去”战略,形成“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兼容并蓄的文化注定具有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需用新媒体方式创造性转化,用“微”述说、“微”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在潜移默化的“微”领域“走进来”“走出去”,“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同时,要与世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在融传统特色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的进程中,主动防御各类冲击,从根本上维护文化安全,促进文化自觉。

文化选择是文化新理念的确立,也是在当前文化多样性思潮中自主地对待其他文化的立场。文化选择是文化自觉的自主性表现,也是宗教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刘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研究”课题组成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以中国佛教为例,中国化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僧侣双向文化选择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僧侣文化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强大的儒、道固有文化存在等国情,都与印度有很大不同。中国僧侣将印度佛教的教义、教规、教制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于隋唐时代创立了天台、华严、禅、净土等中国化宗派。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又创立了人间佛教的崭新理念和修持方式。隋唐佛教宗派和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文化选择和重大创造,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延续和发展。

当今世界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宗教要发展,就有一个如何面对新的国内外环境和新的时代变化进行文化选择的课题,这也就是说,如何自主地理性地进行文化选择,有待于宗教界及其媒体的努力。

四、社会和谐与文化引导

宗教具有文化引导的功能。当代中国宗教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历史使命。通过文化引导推动社会和谐,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宗教文化自觉的一个突出表现。

“和谐”是矛盾的相对统一,和谐的本质就是使矛盾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和谐社会的“社会”,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各种矛盾处于均衡状态。人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然概括起来,基本矛盾有三个: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我,即个人的身心、灵肉矛盾的均衡、协调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人与人的矛盾的均衡、协调是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和需求。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均衡、协调是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环境保障。上述三个矛盾分别处于均衡、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才得以真正形成。

宗教是人类社会矛盾的产物和反映,也是调适、化解人类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机制。各种宗教,尤其是三大世界宗教具有调解人类社会矛盾的丰富资源,深入挖掘、整理、诠释、弘扬有关思想理念,必将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

各宗教之间的和谐,是人与人关系和谐的重要内容,宗教和谐对当今世界的和谐、和平、安全、安定具有重要意义。宗教媒体要着力缓解宗教之间的矛盾,化解宗教之间的冲突,引导宗教之间的和谐。关于这方面,笔者曾应约撰写《大众传媒与宗教和谐》一文(载2006年《亚洲传媒研究》第13-19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此处不再赘述。

五、宗教媒体与文化素质

宗教媒体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又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要努力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自身文化自觉的水准,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推动宗教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宗教媒体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涉及问题很多,这里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增强责任意识。社会大众媒体应当是负责任的媒体,宗教媒体同样也应当是负责任的媒体。笔者以为,宗教媒体负有两种责任:一是对自身宗教界负责,二是对社会负责。这也就是说,一是界别责任,二是公共责任。宗教媒体既要遵守宗教规范,也要符合社会规范。宗教只有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才能健全自身的肌体,增强自身的活力,也才能对现实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抓住工作重点。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当前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是要着重弘扬宗教优秀文化,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为此要从宗教教义中概括出若干基本概念、范畴,结合当前时代需要加以阐发弘扬。例如,佛教的缘起、因果、求智、从善、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八个理念,就具有时代意义、现实意义,值得大力阐扬。二是宗教媒体要面对基层信教群众,不断提升广大信众的宗教学识和宗教文化素质,这对宗教自身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重视宗教媒体的人才建设。要充实高学历人才,选拔和吸引优秀人才来主持和运作宗教媒体,以保证和不断提高宗教媒体的质量,从而更好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我们深信,也深切期待,通过探讨和确立新形势下宗教媒体的文化坐标和社会定位,必将有助于宗教媒体进一步发挥文化自主性,开创出更加靓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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