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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与时代实现了双向互动,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有效地供给报告文学的写作材料。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当年就曾说过:“我要继续写报告文学的‘硬通货’——写改革,写经济改革,写改革中的人的观念的变化。非虚构的中国故事讲述报告文学是叙事性非虚构写作方式,故事构成其文本的主要内容。回顾最近40年的报告文学,改革开放,砥砺奋进,展示中国力量,谱写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工程、重大事件,都在报告文学中有着生动具体的展示。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蛟龙深潜、高铁建设、抗洪救灾、抗震救援、利比亚撤侨、亚丁湾护航等题材,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都有相应的报告文学作品载记实录。

徐迟写陈景润,起初也有争议。在20日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举行的研讨会上,它的责任编辑周明回顾说,《哥德巴赫猜想》这部经典之作是在多方支持下完成的。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报春燕、晴雨表和方向标。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科学的新时期的到来。”在浙江安吉余村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报告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朝全表示,以余村群众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题材创作的《那山,那水》,证明了“两山”理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余村的变化正在开启美丽中国的“新时代”。

最近“报告文学”这词高频出现,本着不懂就问的精神,百度!

报告文学;人物;改革开放;写作;文体

在“从《哥德巴赫猜想》到《那山,那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报告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人民文学》原副主编周明说,自己当时致电在武汉的徐迟约稿。他本因10年不能动笔而准备退休,但到北京与陈景润交流后,徐迟动情地说:“我爱上他了!他太可爱了!”

为时代立存照 为历史留清源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报春燕、晴雨表和方向标。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科学的新时期的到来。”在浙江安吉余村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报告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朝全表示,以余村群众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题材创作的《那山,那水》,证明了“两山”理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余村的变化正在开启美丽中国的“新时代”。

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着多种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正如茅盾80多年前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以非虚构的方式对“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作出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书写,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的是行进中的时代,存活的是渐行渐远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40年中国报告文学生成的历史,就是一部存真存活这一大时代前行步履的新“史记”。

周明说,写作中虽遇不同意见,但也得到了各方支持。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他就很激动:“你告诉徐迟,让他写,就写陈景润,发一月号的头条!”

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介绍,报告文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文学体裁,从概念上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晚清,报纸登陆中国,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报告文学才开始孕育。“1932年,阿英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炳银介绍,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丰收期,如夏衍的《包身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都影响深远。解放后,报告文学多以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为主要表现内容。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甄为民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些作品塑造的人物事迹感染了一代人。

为时代立存照 为历史留清源

       报告文学是一种介于新闻报导和文学作品之间的文学样式。它的基本特征是新闻性、文学性。是用文学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叙写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先进人物,反映多彩多姿的生活,揭露为人们嗤之以鼻的丑恶事物。特点是真实,艺术加工,形象性,抒情性。

文体与时代互动

“《哥德巴赫猜想》呼唤了‘科学的春天’。报告文学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当先觉者先创者。”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表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有鲜明的民生情怀和家国情怀,与时代同频共振。

不过,中国报告文学真正的崛起腾飞,得益于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在《人民文学》上刊发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荡效应,全国大小报刊转载、电台广播,报告文学自此真正有了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问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特性,其报告性、新闻性和艺术性、文学性得以完美结合。1982年,报告文学被中国作家协会作为独立文体正式列入全国文学评奖范围,与诗歌、小说享受同等待遇。

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介绍,报告文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文学体裁,从概念上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晚清,报纸登陆中国,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报告文学才开始孕育。“1932年,阿英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炳银介绍,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丰收期,如夏衍的《包身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都影响深远。解放后,报告文学多以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为主要表现内容。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甄为民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些作品塑造的人物事迹感染了一代人。

我把这段话琢磨了半天,一下子知道自己想写什么类型的文章了,要不尝试下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潮之一,主要源于大时代的激流奋进对于这一文体的激活。一方面,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的时代需要有与之适配的时代文体,以真实、迅捷的方式将其或是流光溢彩或是沉郁艰辛的镜像加以摄照;另一方面,报告文学是基于个人观照、个人表达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写作。从一定角度而言,选择报告文学意味着要选择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到融入全球化,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工作、生活。这些变化超出了一般的虚构作品的想象空间,却正好是报告文学最好的书写题材。

“报告文学是走在社会生活前沿的文体,始终密切联系热点焦点,与国家命运合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说,《哥德巴赫猜想》在人们迷茫和困顿时,给他们指出了新的方向,而如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应无愧于这个时代。

新时代讲“中国好故事”

不过,中国报告文学真正的崛起腾飞,得益于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在《人民文学》上刊发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荡效应,全国大小报刊转载、电台广播,报告文学自此真正有了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问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特性,其报告性、新闻性和艺术性、文学性得以完美结合。1982年,报告文学被中国作家协会作为独立文体正式列入全国文学评奖范围,与诗歌、小说享受同等待遇。

越想越觉得靠谱,想起一篇爆过的评论文章,更是给了我一点信心。选择写什么类型的文章对于我来说好比要健身,的选个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是跑步?骑车?羽毛球?甚至是瑜伽?报告文学这路子适合我,就它了。

新时期文学发轫的重要标志不只有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更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批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书写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品格,宣告了一个文学新时期的开启。改革开放潮起,报告文学作家闻风而动。张锲《热流》、程树臻《励精图治》、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等作品,取材于一个省、一个工厂、一个区域如火如荼的改革风景,展示了城市、乡村神州大地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变化。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与时代实现了双向互动,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有效地供给报告文学的写作材料;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特有的主题表达等,参与了思想解放的讨论,介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曾创作过《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作品,近年又多次前往安吉余村,完成新作《那山,那水》。他表示,报告文学在中国是一种新的文体,但是也有可以追溯到《史记》的深厚土壤,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好方式之一,而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报告文学发挥重要作用,作出应有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报告文学始终和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生息、同国家齐进步。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纷纭复杂的世情人心都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书写、记录和反映。”李朝全介绍,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高山与平原》等作品,重塑知识分子形象,呼唤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时代到来;张锲的《热流》,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周嘉俊的《步鑫生现象反思》等,见证记录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并为其鸣锣呐喊。何建明的《国家行动》反映三峡工程建设、梅洁的《大江北去》描写南水北调工程,还有如陈新的《探海蛟龙》、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都生动还原记录了中国重大典型事件。

新时代讲“中国好故事”

我了解些什么,体育,骑车,商业类。先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找一些写的好的大牛,每日精度。一开始先从仿写开始,慢慢过渡到自己完成一整篇文章。必要的话的开一个对标的账户。

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当年就曾说过:“我要继续写报告文学的‘硬通货’——写改革,写经济改革,写改革中的人的观念的变化。中国不搞改革没有出路,报告文学不写改革,就脱离了时代的大趋势。”(《挑战与机会·后记》)她于1984年发表的《解放》,是对改革的一次深情而激切的呼唤。次年,她又潜心于改革题材序列作品的写作,结集为《挑战与机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谈到文学方面的情况时,特别地肯定了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

进入新时代,报告文学作家依然在坚持书写和塑造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科技精英、大国工匠等,唱响中国“好旋律”,如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写脱贫攻坚战、长江的《天开海岳》写港珠澳大桥等。2017年9月,何建明20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那山,那水》出版,以安吉为例,紧紧抓住时代命题,将“两山”科学论断艺术地呈现出来,发掘安吉在“两山”科学论断指引下,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根源和非凡业绩,生动诠释了“两山”科学论断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对‘两山’科学论断的现实诠释和解读的话,《那山,那水》就是对‘两山’科学论断和人民群众实践的文学解读、剖析与诠释。”李朝全表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报告文学始终和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生息、同国家齐进步。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纷纭复杂的世情人心都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书写、记录和反映。”李朝全介绍,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高山与平原》等作品,重塑知识分子形象,呼唤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时代到来;张锲的《热流》,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周嘉俊的《步鑫生现象反思》等,见证记录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并为其鸣锣呐喊。何建明的《国家行动》反映三峡工程建设、梅洁的《大江北去》描写南水北调工程,还有如陈新的《探海蛟龙》、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都生动还原记录了中国重大典型事件。

线路清晰了,即刻开始,今天筛选附和条件的相关大牛。明天就开始,仿写一篇体育类的评论文章。

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报告文学作家承继新时期这一文体紧贴时代的优良传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到时代生活的中心。他们敏感于时代的新变,深思于时代的新质,站在时代的高端,摄取具有新时代特性的事件和人物,以更加热情的笔墨讴歌砥砺奋进的人民创造,写作能够反映时代大主题的精品力作。何建明的近作《那山,那水》以对浙北山村余村生态文明建设成功实践的具体叙述,对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作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阐释。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所写的是中国农村减贫脱困的进行时态,呈现的正是实施“精准扶贫”重大国家战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乡村国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的时代话题。新时期以来40年报告文学的价值,主要是在与时代生活的对话中生成的。

“作为一种使命文学、担当文学,报告文学从未推辞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时代承诺,始终坚持在场、参与、承担与反思的角色,始终坚持在新闻结束的地方、热点逐渐隐入历史的时刻再出发,再深掘,从而作出了作家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何建明表示,回望报告文学40年,成就突出,令人欣慰,但也存在着人才匮乏、艺术特色不够鲜明、表现形式不够丰富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憾。这些都有待作家们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加以克服和改进。

进入新时代,报告文学作家依然在坚持书写和塑造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科技精英、大国工匠等,唱响中国“好旋律”,如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写脱贫攻坚战、长江的《天开海岳》写港珠澳大桥等。2017年9月,何建明20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那山,那水》出版,以安吉为例,紧紧抓住时代命题,将“两山”科学论断艺术地呈现出来,发掘安吉在“两山”科学论断指引下,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根源和非凡业绩,生动诠释了“两山”科学论断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对‘两山’科学论断的现实诠释和解读的话,《那山,那水》就是对‘两山’科学论断和人民群众实践的文学解读、剖析与诠释。”李朝全表示。

非虚构的中国故事讲述

“作为一种使命文学、担当文学,报告文学从未推辞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时代承诺,始终坚持在场、参与、承担与反思的角色,始终坚持在新闻结束的地方、热点逐渐隐入历史的时刻再出发,再深掘,从而作出了作家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何建明表示,回望报告文学40年,成就突出,令人欣慰,但也存在着人才匮乏、艺术特色不够鲜明、表现形式不够丰富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憾。这些都有待作家们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加以克服和改进。

报告文学是叙事性非虚构写作方式,故事构成其文本的主要内容。报告文学的故事性不可通过虚构拟想等小说化的方式展开,而需要通过作者对现实中具有价值内涵的“故事性”存在的观察、发现和选择才可获得。新时期、新时代充满着激变的社会生活,其间蕴含着无穷变量和丰富意味的真实故事,正好成为报告文学写作故事性生成的宝贵资源。

回顾最近40年的报告文学,改革开放,砥砺奋进,展示中国力量,谱写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工程、重大事件,都在报告文学中有着生动具体的展示。可以说,报告文学是真实、快捷、正面、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好方式之一。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讲述“引滦入津”的故事,歌咏创造奇迹的“英雄的国土”;陈秉安等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描写了深圳十多年间由小渔村发展为现代化城市的巨变;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再现了东部县域由农而工,由内而外,敢闯敢干的发展之路;何建明的《我的天堂》致敬苏州改革开放30年辉煌成就;徐剑的《东方哈达》采用“上行列车”写现实“下行列车”写历史的双线并行书写的方式,全面深刻地报告青藏铁路的建设;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叙写了新时代乡村的脱贫致富之路;从西昌发射场走出的李鸣生致力于航天报告文学的写作,他的《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中国长征号》等 “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可歌可泣的壮美历史;张胜友的《十年潮》《历史的抉择》《百年潮·中国梦》等,取题宏大,视野宏阔,以电视政论报告文学的方式,呈现时代大观,钩沉历史流脉,别有一番景象。40年来,凡有大事必有报告文学。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蛟龙深潜、高铁建设、抗洪救灾、抗震救援、利比亚撤侨、亚丁湾护航等题材,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都有相应的报告文学作品载记实录。

诚然,作为时代文体,报告文学不能回避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如《中国的“小皇帝”》《伐木者,醒来》《胡杨泪》《强国梦》《西部在移民》等作品,对独生子女教育、生态破坏、人才环境、体育价值、移民脱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揭示和解析,引起了文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主题表达与改革的主题相一致。到21世纪初,又有如朱晓军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天使在作战》,对医疗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视,体现了报告文学介入社会的批判性价值。

人物刻录和精神激扬

优秀的报告文学必须具有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和崇正的思想主题,同时还必须是文学的报告、具有表达深度的报告。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其文学的基本载体是作品的叙事,它也要像小说一样“以人为本”,注重再现人物的存在,表现人物的独特性。只不过小说可以通过虚构塑造人物形象,而报告文学只能基于真实的人物作非虚构的再现。

观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品尽管时间正在远去,但其中所写的主人公依然在我们的心中栩栩如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形象。《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沉潜于数学世界,有着“愚公一般的精神”,是特定时期“中国牌知识分子”的典型。李春雷《木棉花开》的主人公是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作品一改党的高级干部单一的政治化叙事模式,用真实而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物的筋骨,写活了人物的精神形象,从人物自身逻辑和时代的关联中,赋予人物改革“英雄花”的崇高形象。何建明在《中国作家·纪实》2018年第1期推出的《山神》,为我们雕刻了一个真实生动的顶天立地的中国式“硬汉”形象。作品叙写的人物是贵州山村80多岁的老书记黄大发,他带领村民用36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锤击手挖凿出了一条数十里长的通天渠,持之以恒带领乡亲脱贫攻坚,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礼赞。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体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它是达成社会全体共识的精神纽带。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与时代同行,大写人民创造伟业的中国故事,其间激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些时代精神从叙写具体对象中凝练而成,又超越了具体的人与事,超越了特定的时空,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中国女排1981年在世界杯比赛中勇夺冠军,首次冲出亚洲,登顶世界。鲁光以极其兴奋和自豪的心情写作《中国姑娘》,发表在当年第5期《当代》。作品以真实灵动的叙写,再现了女排群体刻苦训练、协力拼搏的故事和场景。作品最为打动读者的是中国姑娘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这是作品的开篇语,也是作品主题之所在。由此女排精神也成为时代精神的标志,感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吴学术》杂志社)

作者简介

姓名:丁晓原 工作单位:《东吴学术》杂志社

课题:图片 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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